2018-08-24 08:28
谈谈邓小平
有一种说法: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,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搞改革开放,其他的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。
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。我认为:没有邓小平,就没有改革开放。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,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。我觉得这种观点非常平庸,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的国情。
有人说小平只是顺应了历史大势,改革是不得不然,他不搞别人也会搞。他当然是顺应大势,但改革是否必然,即使必然是否会是这种形式,这个速度,这样规模,那可就难说得很了。你看东边邻居,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,几十年了,改了个啥?
今天的人根本不了解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。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,最多就是回到50、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,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,小修小补,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、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。再合理的历史趋势,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,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历史大潮,稍纵即逝,奔流不回。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,都是阴差阳错,与机遇失之交臂。小平的可贵,就是对内不折腾,对外韬光养晦,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,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。如果当时磨磨叽叽,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,再想开放也不成了。
如今,左边的朋友批他不够左,右边的朋友批他不够右。其实这都是没有抓住要点,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。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,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,而是做。所以他说不争论,他的策略是,能做的就做,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。
小平同志出来以后,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一个讲话,题目叫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。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,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。
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、高度的政治智慧、无穷的后续可能性。就这三句话,除了小平,别人想也想不到,想到了也不敢说,说出来也没用。
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,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。
历史是合力,但历史也需要杠杆。穿越回到1977年,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,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。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。那个年代思想僵化到什么地步,今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举个例子。文革后,西方古典和近代文学开始解禁,但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十分小心,屡次批判论争。
据说争到了小平那里,小平就搞了个中央内部的小会,让王蒙给他们讲现代派,王是文革后最早搞现代派的。讲完以后,小平说:我看没什么嘛。于是绿灯。 1979年10月,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: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,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。写什么和怎么写,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,在这方面,不要横加干涉。”
1977年8月3日,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,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:“自愿报考,领导批准,严格考试,择优录取”。小平听后当场说:温元凯,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,第二句“领导批准”可以拿掉,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,不需要领导批准。
停止上山下乡,让知青回城,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,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,无法安置怎么办,搞出大乱子怎么办,谁敢拍这个板?邓小平。
包产到户,阻力重重,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。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,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。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,定名为《关于农村政策问题》。
1974年4月10日,邓小平在联合国第三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。
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,我认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:眼界、意志、威望。三者具其一,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,三者具其二的,也有。三者俱备的,只有小平一人。
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,思想深刻,满怀理想远景的人,今天批评他的人,常拿“猫论”“摸着石头过河论”说事。我认为他们完全说反了。不搞宏大构思,摸着石头过河,恰恰是小平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历史上,各种海市蜃楼、空头支票把人类害惨了。
小平最令人敬佩的,就是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想法,反正你们下面要解放思想,胆子大一点,步子快一点,就先干起来吧,别太出格就行,边干边学边总结边调整。
这里面有中国传统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智慧。老子曰: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夫唯不管,故天下莫不管。小平也说:“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,要尽可能少管。”
他还对金庸说:“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”。
小平说的“不折腾”,也就是无为而治的意思。无为不是不为,恰恰相反,无为而无不为,给百姓空间,给社会选择,这就是思想解放的精髓。
小平的眼界、意志、与威望,确实也是他一生的经历形成的。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地大起大落,他的履历包含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一切关键岗位。16岁赴法,他是84个四川勤工俭学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,从1920到1926,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。
值得注意的是,他在1975年访法,是中共领导人中访问西方的第一人。在法国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,目睹了他离开法国之后的巨大变化。1975年,小平赴联大演讲,有点空闲时间,别人问他想看什么,他说:华尔街。
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。他在世时,就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。小平说:我是会打桥牌的,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,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。
但小平并非对外软弱之人,看他把撒切尔夫人搞出一个跟头就明白。小平是务实外交,他也是以务实赢得世界的尊敬。毛泽东对他有个评价:绵里针。这是非常恰切的。1975年末,“四人帮”搞他,毛泽东要他对文革表一个明确的态度。此时小平政治生命危在旦夕,但他就是不肯松这个口。这件事我是非常佩服的。小平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,但他有他的底线。
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,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。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。那么,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?不是的,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,有这个能力。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,假如他那么搞的话,在中国很容易成神,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。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,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,那就是邓小平。作为一个历史人物,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,而无论评价如何,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,正是他主导的改革,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“短缺经济”的现实,也由此,主观、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、社会、思想、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。没有邓小平同志,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,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,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。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。然而,似乎在最近几年,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,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,而分歧的焦点在于,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“副产品”——腐败、贫富差距、意识形态混乱、新自由主义泛滥、道德滑坡,等等问题,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,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。
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,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。
在本刊看来,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,有三个维度:使命、担当和“局限”,我们试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。
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,而问题的集中表现,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。而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、突破、解决,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——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。在邓小平那个时代,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”,当务之急是,苏共已垮台,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,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。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、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,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“大考”,毫无疑问,邓小平始终清醒。
使命在肩,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。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,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。而在担当的问题上,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。对于改革开放,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,面对阻力,小平同志不是“小步慢走”,而是“大步快走”,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(以为中国已经“和平演变”)。这样大步子的改革,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,可以说,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,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。
最后我们要谈到“局限”,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,是因为这个局限,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,而是历史的局限。一代人克服、解决那一代最迫切、最危急的问题,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主要矛盾是始终运动的,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,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,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,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。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,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,有待在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条件下,予以解决。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,但随着时间、环境条件的变化,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。所有的这些,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,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。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,是不负责任的。
腐败、贫富差距、意识形态混乱、新自由主义泛滥、道德滑坡……这些问题确实存在,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,但所有的这些,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。小平同志生前,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,并且予以警示,可以说,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,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。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,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。